# 明回顾：矛盾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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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横跨两百余年，承接宋元的同时，为清朝的饱受争议埋下伏笔。明朝是一个矛盾的朝代。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开放与保守的僵持，利益与立场的抉择，内乱与外患的纠缠，种种矛盾使得明朝在制衡与抉择中和历史大势擦肩而过。
# 朱元璋的开篇定调
# 引文
一个朝代的基调与色彩，往往在建立之初就已确定，随着历史的渐进而逐渐显露。建立之初，朱元璋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正如其许多理念所反映的，朱元璋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这种矛盾不仅是性格与处事上的，也是政见与理念上的。而这来自于他最根本的矛盾，即其出身之低微与皇权之崇高的矛盾。
从古至今，皇权作为至高权的唯一性，使其持有者也必须具有唯一性与服众能力，使天下归心。为了论证即位的正统性合理性，天命论在周朝应运而生。所谓天命论，即帝皇为天命命定之人。天地孕育万物，为万物之父母，天为父，故称 “皇天 “；地为母，故曰” 后土 “。凡人皆为天地之子，帝皇则为其嫡长子，是为天子。虽然在历史的最初段，皇权与血脉并无直接关系，有如尧舜禹之举荐禅让，但随后千余年的世袭制使血脉成为了天子 “特殊性” 的一部分。
世袭制起源于 “家天下” 的思想。天地为我父母，故天下为我家所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因而应如自己的遗产般传于家人而非外人。这种思想与世袭制的加固与持续强相关。盛世之时，皇家血脉代表了皇帝身份的特殊性，也是皇权更迭的直接标准。每个帝皇都希望自己儿女获得而非外人 “抢走 “这份 “遗产 “。而到乱世之时，这种思想的延续也使血脉、身世成为了号召力与正统性的直接标志，因而也为得势者所拥护。正因如此，千年以来，世袭与血脉的相互绑定被历代帝皇不约而同地留存与加固，攀龙附凤也成为了历代开国者的习惯。
及至明初，这种深入人心的思想却与朱元璋的身世产生了根本的矛盾。朱姓以前出的大名人不多，朱元璋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个咖位够高又能去沾一沾边的。好不容易找到个朱圣人朱熹。可他来自与自己相隔不过一两百年的宋朝，而朱元璋又出身历代本分的农民家，族谱清晰可查，完全搭不上关系。为维护自己的 “天命 “、论证自己的 “正统”，朱元璋另辟蹊径，放下了攀龙附凤的思想，而是反复以” 淮右布衣 “，强调出身贫寒。自己出身不过贫农，千万人之一而已，却可从无到有，在乱世中力克群雄夺天下。这不正意味着自己有天地所护，是天命命定之人吗？依靠这种说法，朱元璋摆脱了明面上身份与正统的矛盾，并以此为基础、在武力的加持下夯实了自己王位。
# 好皇帝？
然而，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能给予朱元璋天命与正统，却无法从根本上给予他做一个好皇帝的 “正统 “之道。
一个好皇帝应该是什么样的？从不同角度出发，答案可能会大不相同。对于开国皇帝而言，他们的绝大多数政策，制度会作为祖制贯彻整个王朝。因此评判他们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他构建出的帝国是不是那个时代下较好的选择，它的地基是不是由可以贯彻落实下去的制度和政策构筑而成。这决定了这台机器将如何运行下去，又能运行多久。
从这样的角度看，朱元璋绝对称不上优秀。不可否认，朱元璋符合许多 “好皇帝” 的标准。他是一个勤劳的皇帝，勤劳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人干完了后世的皇帝、内阁、司礼监加起来都不一定干的完的活；他关心底层，为贫农开放直接入殿进言的通道，并多次下诏抚恤、降税优待天下贫农；他遇贪则罚，保证各级官员清廉为官，希望天下不受苛捐杂税之苦。
我们会发现，这些 “好”，大多都是着眼在农民身上。朱元璋曾受元末苛捐杂税的压迫，因而也更了解、关心底层人民的不易和他们无法反抗的无奈。关心人民本是件好事，问题在于，盯着一件东西太久，不仅容易眼花看不清，也容易忽视了周遭的其他东西。
# 他做了哪些事？
从建国之初，朱元璋就希望为农民着想，希望构建安定、稳定的社会。官员尽心服务大众，农民扎根土地，各行各业好好干活，大家各尽本分。朱元璋认为这样的稳定才是更符合最广大的群体 —— 农民的需求的，并期盼这样的稳定，如同农忙时对好天气的期盼一样，是持续、长久的，不会随时间改变。
但是，如果碰上了贪官污吏怎么办，如果很多人随意流动导致地区治理的稳定性失调怎么办，如果有人随意僭越乃至颠覆社会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可能打乱原本的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也是朱元璋必须面对的。为了应对这一点，朱元璋希望建立一个高度规范的社会制度。
为了确保地方的稳定，朱元璋规定，离家百里者须向地方官衙申报路引方可通行，并在每地以十户为甲、十甲为里设甲长、里长看管本地居民。若有人出百里之外而无引，则擒拿送官，任何良民 —— 尤其同甲之人 —— 知而不报，以同罪连坐，报官者则有赏。而路引本身不但要花钱买，而且申报时间长并难以获得。朱元璋希望以这样相互检视揭发的天罗地网加上路引的限制，完全消除所谓的逸夫游民，将人无形地圈在生长的土地上，尽好自己的 “本分” 不僭越。除此之外，为了不提升赋税并应对明初军粮不足等问题，朱元璋设立军户制度，规定边防军队战时为兵，进行训练与作战；和时为农，以边疆土地为根本自产军粮；并世世相传，不可转业。这样的军户制度为明初对外征服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却也将无数人世代钉死在了片亩土地上。
在许多思想、理念上，朱元璋依旧还是以小农看待自己片亩土地的思想，来治理广阔近乎无垠天下。这样的小与大之间，明朝最根本的矛盾出现了，即开放与保守的矛盾。
开放，词典释打开、释放，代表了对变更、灵活性的包容与接纳。而保守则与之相对，侧重对现状的维持与对变更的排斥。在治理国家上，体制的开放与保守指代着对小到个人、大到社会的变更的灵活性的包容。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保守往往意味着稳定，因为在一片耕作的土地上，保守是对稳定天气，稳定收入的期盼，而任何变化、变迁都可能摧毁一年的血泪。但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僵化而保守的稳定或许更为简单直接，但在动态的内外环境下，以开发为底色的稳定才能为进步腾出空间，从而在动态的调整中保证长治久安。出生于元末乱世的朱元璋身为农民的孩子，经历过苛捐杂税的压迫，见过太多社会动荡对农民 —— 这个根植于土地，期盼安定的职业 —— 的伤害。因此，在朱元璋的预想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片地上履行自己的义务，商人等有流动性的不确定因素被尽量抑制，而官员则沟通上下连接整个帝国。这会是一个由无数安定的局部与安全的边疆组成的国家，会是一个稳定的国度，并将世世相传。
然而，历史的惯性告诉我们，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与明朝相比，作为中华文明盛极之时的唐宋，其经济蓬勃的基本就在于思想的开放包容与社会的灵活性、流动性。在逐渐摒弃了传统儒家重农抑商的思想后，在规范的货币等较为健全的经济体制的保障下，更加开放的思想与政策赋予了个体在职业选择与生活地域上的更多自由，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与灵活性，间接推动了坊市等更加自由的经济形式的成熟与贸易的发展，带动了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样是以长治久安的稳定繁荣为目的，唐宋相对灵活的政策赋予了社会自主调节、适应的能力，是以更高的生活期望为蓝图与发展的源动力。与此相比，朱元璋的设想则更多是以限制、惩罚为调节方式的社会形态，其发展的源动力来自对惩罚的害怕。对正面的追求与对反面的避讳，使得两种形态在本质上就背道而驰，而个体思想觉醒的历史潮流则进一步决定了两者的优劣之分，抑或进步与落后之分。
对于朱元璋来说，仅仅规定好基层的制度当然是不够的。作为连接皇权与人民的桥梁，各级官府的设立也应妥帖完善，让各级官员好好为民众造福。孩童时期目睹家庭被贪官污吏与苛捐杂税压迫，战乱年代携武将战定天下，朱元璋对文官与其权力并无半分好感。尤其对于贪腐，朱元璋半点都不能忍，遇之即重罚，重则剥皮示众，轻则牢狱蹲穿。遍布各地的锦衣卫与民众的自由举报，使得下至胥吏、上至六部尚书，无人应贪、无人可贪。
随着建国后有计划的读书学习、提升文化水平，朱元璋发现，文官的神秘与广博远非高不可攀，反而有些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远不如自己的胆气与魄力，也就慢慢有了轻视之心，如批韩愈 “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批群臣使君王 “牵制文义，优游不断”, 不过 “迂儒” 而已。在这种轻视的驱动下，朱元璋将文官的待遇设置的极低。史称明代 “官俸最薄 “，正七品的县令月俸不过米七石五斗，折银两五两或现在的一千元左右。
与此同时，对于自己的皇权，朱元璋异常珍惜。废丞相、废三省后，朱元璋缩减了大量官职并将所有的批阅、决断权收归己有，以集权统治确保中央权力不被滥用。此外，朱元璋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每年的黄册登记、税收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并需向中央报备。
官职的缩减与规程的增加意味着每个官员更繁重的工作量与压力，而一减再减的俸禄更是令官员难以自足，毋论养家糊口。对于官员，一定的贪污受贿与对权力灰色的运用成了提升效率，保证完成工作的同时足够补贴家用的唯一方式。可以说，多数贪官是被朱元璋自己的措施一步步推上了贪腐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又与朱元璋半分贪腐容不得的原则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这种矛盾马上成为了空印案、郭桓案的导火索，引得数万 “贪官污吏” 被朱元璋拉出来一个个杀，杀完还被骂一句 “贪官害人”。
观其整体，朱元璋所建立的社会，都是以均一化为基本的。每个小民都应如齿轮一般均一地在自己的这片区域内干好本分，每个官员都应在职责内尽其公正的履行权力与义务，甚至每任皇帝都应如同他一般收拢王权，勤劳地批阅奏章、治理国家。整个社会像是一个机器。朱元璋安好了每一个齿轮，并认为这样一台机器也将一直发挥其功效，稳定而无半分差错。
# 地方与中央：各级权力的归属与使用
皇帝坐镇帝国中枢，极目远眺不过宫城城门之远。一人之力，远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治理一个国家。因此，在封建制度中，皇权的一部分转化为官权，并在分化后，由皇帝借与各级官员使用。官员作为皇权的延伸与代表，在中央与地方通过行政治理向下贯彻落实皇帝的意志与政法，向上反馈民愿、国情。
但是，官员们从来都没有历代皇帝期待的那样懂事。每个官员都是独立的个体，而非 “皇权的代表” 这样片面而均一的符号，都有个人的利益得失。当手握权力时，不管只追求能生活，还是追求享乐、富贵，尤其面对明朝相对微薄的俸禄，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和谋求更高的权力都或多或少成为了许多官员愿望单上的无尽循环。
